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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的ppt，包括了文化沙漠正在侵入东方社会，儒家学派的初创──先秦儒学人情化，儒家思想的第一次改造──两汉经学神学化，儒家思想的第二次改造──宋明理学哲理化，清代实学和近现代新儒学，儒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等内容，欢迎点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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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儒家学派的初创──先秦儒学人情化 第二节 儒家思想的第一次改造──两汉经学神学化 第三节 儒家思想的第二次改造──宋明理学哲理化 第四节 清代实学和近现代新儒学 第五节 儒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 一、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及其仁礼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之一，产生于 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孔丘)为代表，经典为 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和《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出自《尚书》“予仁若考”（《尚书·金滕》周公的祝词中说：“予仁若考”，意思说自己能孝顺祖先，会对祖先好。 ），后指美好的品德。孔子说：“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他以仁释礼，仁礼结合。“礼”首先指社会政治制度，其次指伦理道德规范。从政治作用看，仁是礼的精神支柱；从修养主体看，恭、宽、信、敏、惠是实现仁的具体要求；从血缘关系看，孝悌是为仁之本；从人我关系看忠恕是为仁之道。“仁学”即“人学”，其特点：一是服务国家政治，二是植根血缘基础，三是强调伦理本位，四是重视主体能力，五是抑制个性欲望。 二、孟子的仁政说和性善论 孟子（孟轲）发展和完善了孔子“仁”的学说，提出“以德王天下”，反映出伦理本位的人本主义思想。其仁政学的内容：制民之产，保民而王，民为邦本，民贵君轻，他还以此区分“以力服人”的霸道和“以德服人”的王道。仁政学的基础是性善论，内容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追求礼义仁智，必须以义为荣，以利为耻。 三、荀子的隆礼重法和性恶论 荀子（荀况）将先秦儒学发展到新阶段，不仅承认事物发展有客观规律，而且强调主体能动作用。这种对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弘扬，是中华民族刚健进取精神的反映。他从“性本恶”出发，认为经过学习和教化，“人皆可以为尧舜”。他主张“隆礼重法”，强调礼在为人、做事、治国方面的作用，礼是法的根据，法的总纲；法是礼的体现，礼的确认。只讲礼义，不讲法度；只重教化，不重刑罚，不足以维护统治。 第二节 儒家思想的第一次改造 ──两汉经学神学化 一、董仲舒的神学思想和三纲五常伦理观 儒学由先秦百家争鸣的一家变为“独尊儒术”， 由民间学说变为官方意识，经过了董仲舒的改造。他以奉天法古为旗号，先王之道为楷模，宣扬王权神授，建构了天人感应为核心、阴阳五行为骨架的神学体系。他写《春秋繁露》，为三纲五常的始作俑者。他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作为建立法度、化民成俗的根本，为封建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为以儒为宗的文化提供了蓝本。其理论以父子夫妻的家庭关系为依据，以封建宗法制为基础，以君亲、忠孝为纽带，以移孝作忠为目的，实现家族政治化和国家家族化。在义利上，他提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意思是说，做事情的出发点在于它合不合乎儒家的道义（谊就是“义”的意思），而不是贪图一个功利的结果。 ），维护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在政治上，他主张礼乐教化、德政为主、刑罚为辅。在思想文化上，他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完成了统一思想的最后一道工序。 二、谶纬神学与无神论之争 谶符依附于鬼神，纬语假托孔子，旨在发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天子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亡国之君失“仁”。地震、洪水、旱灾皆有“天意”，是上天对人间暴政的警告。无神论者王充在《论衡》中，批判了官死星落，人死为鬼，认为人死形灭，如“无烛燃之火”，物死不能为鬼，人为何灵魂转世？ 所谓谶语，本义是预言的话（有个成语叫一语成谶，也就是不经意的一句话竟然成了预言）。 “谶”是方士把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作为天命的征兆编造出来的隐语或预言；“纬”对“经”而言，是方士假托孔子用诡秘的语言解释经义的著作。 在秦朝，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就利用谶语制造了“大楚兴，陈胜王”。 汉朝是谶纬之学最兴盛的时期。例如王莽称帝就利用谶语制造舆论，制作了“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石碑。 第三节 儒家思想的第二次改造 -----宋明理学哲理化 一、周敦颐与宋明理学的发韧 宋明理学是儒道释三教合流的产物，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理学的开山祖师、濂溪学派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描绘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宇宙生成模式，《易通》和《爱莲说》则阐述了关于人性论和道德论的问题。他吸收佛学和道家的思想，把《老子》的“无极”、《易传》的“太极”、《中庸》的“诚”，以及阴阳五行学说融为一体，对宇宙万物的生成和变化，以及封建人伦道德等，作了系统的说明，启迪了张载、二程等门生作进一步的探索。 二、张载的“气本论”和二程的“理本论” 关中学派张载以“气”为最高范畴的本体论，从世界观的高度，对人性起源、善恶归属作了论证，把人性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他对天文、历算有较深研究，发展了周敦颐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洛阳学派二程（程颐、程颢）则把周敦颐的唯心主义成分推向极端，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因为三纲五常是天理，是至善的天地之性，与之对立的七情（喜、怒、哀、惧、爱、恶、欲）六欲，皆在扫除之列。他们还将封建纲常由道德论上升到本体论，以“下顺乎上，阴顺乎阳”作为封建专制主义新的理论根据。 三、朱熹集宋明理学之大成 闽学派朱熹把“理”作为其学说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是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之先的精神本体，万事万物 皆由此而派生出来。他主张格物致知，穷理灭欲，并以伦理观为核心，融儒道释为一体，给传统儒学赋予了哲理性和思辨性，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精制，形成了以“理”为本的天人合一宇宙观。他发展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并以“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相补充。朱熹著作甚丰，且致力于讲学授徒，所注释的四书五经成为此后历朝的科举教材，实现了对儒学“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的第二次改造。 四、陆九渊、王守仁的“心本论” 陆九渊（象山）继承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主张“心即理”，一生致力于构造以“心”为本的思想体系，与朱学形成对立。王守仁（阳明）在认识上强调“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在政治上强调“欲破山中贼，先破心中贼”。陆王心学提出“心外无物”（也无事、无理、无学），将程朱理学的心物（知行）观发展为体系完备的主观唯心主义。 第四节 清代实学和 近现代新儒学 一、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的清代实学 代表者有清初三先生（黄宗羲、顾炎 武、王夫之）和晚清二大儒（龚自珍、魏源），以及曾国藩。黄宗羲提出“工商为本”和“天赋人权”，对封建制度作了否定。顾炎武面向现实，提倡“经世致用”。集古代学术之大成者是王夫之，把古代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发展到最高水平。龚自珍正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其历史观表现出发展进化的思想。魏源编纂《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希望找到一条变革社会的途径。曾国藩背负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铸造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偶像；又用实际行动第一个打开了学习西方的窗口，成为洋务运动的奠基人。 经世致用 中国宋代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又称经世致用之学。其特点是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 “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 “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 实学 实际上就是从北宋开始的“实体达用之学”。 从时限上，虽把“中国实学”的起点定于北宋，但明清之际是中国实学发展的高潮时期，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内涵上，它不同于佛、老的“虚无寂灭之教”，是由“实体”与“达用”构成的。“实体”又分为“实理实学”、“实心实学”和“实气实学”，“达用”又分为“经世实学”、“科技实学”、“启蒙实学”和“考据实学”（包括“史学经世”论和“明经致用”论）等，它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立体结构。 二、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中的近现代新儒学 近代欧风美雨袭来，传统文化的消极面显得十分突出。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从西方学来自由、平等、博爱。多种思潮激荡，在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上作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五四知识分子批判旧传统功不可没，但也留下教训：一是功利主义，排斥一切与富国强兵无关的人文精神；二是全盘西化，简单否定传统文化。五四以来，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国内新儒家，推崇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力图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本体地位。50年代以来，钱穆、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奔波于世界各地宣传儒学，并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解析中国文化，“援西学入儒”，以重新建构中国本位文化。新儒家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本位意识，认为中道高于西器，鼓吹“返本开新”，实现“儒学现代化”。他们视野开阔，但政治立场保守，面对世界大潮显得无可奈何。 第五节 儒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地位 一、儒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将天人相应的世界观、君民相维的政治观、上下相依的伦理观融为一体，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是传统文化的共同特征。儒学文化具有早熟性、独立性和内向封闭性，强调群体观念、向心观念和中庸观念。其基本精神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以入世进取心理为基础，以礼教名分为中心，以人文主义为内核，极少宗教色彩。其主导思想是民族精神，代表了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 儒学的人文精神 儒学的人文精神 儒学的人文精神 儒学的人文精神 儒学的人文精神 儒学的人文精神 儒学的人文精神 二、儒家的理想人格和人生哲学模式 儒家追求“天下大公”的大同境界，“大同”出自《礼记•礼运篇》。理想人格是圣贤，能圣必然贤，贤则可通圣。对统治者而言，以圣王为追求目标，榜样是尧、舜、禹、汤、文、武；对士大夫和庶民而言，以贤君子为行为典范，榜样是周公、孔、孟、萧何、诸葛亮、曾国藩。“内圣外王”出自《庄子•天下篇》：内圣指内在修养，对善的领悟，对德的把握；外王指修养所得，推广于社会。三纲八目是实现内圣外王的修养论，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明德是根本，亲民是手段，知止是界线；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由近及远、由己及人、由小到大、由个体到群体的修养方法，构成封建政治哲学体系。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和为贵”，修养途径是穷独兼达、正己正人，既积极进取，又洁身自好。 三、儒家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封建社会中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避免了整个社会陷入宗教迷狂。儒学提倡用世进取、兼济天下，讲究修齐治平，即使是在佛教、道教极盛的南北朝和隋唐，依然起着支撑整个社会的主导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无神论倾向，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着积极的影响。儒学具有重视气节、操守的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鼓舞人们自觉维护正义、忠于民族国家的精神力量。 思考题 1．传统儒家文化的现代意义 2．儒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合作探究 儒家思想和当代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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