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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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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王安石变法 ——从苏轼的科举历程说起
一、苏轼的科举之路
科举分常科和制科两种，苏轼都参加了，并成功；常科有发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苏轼也悉数过关。而且，苏轼参加的这一常科考试，很有特点：一是欧阳修主持，是北宋科举变革、古文运动转折的关键；二是主考官和被录取者都有一批文化巨人，在宋代文化和政治史上影响极大；三是这一次的殿试没有黜落，之后基本也不黜落了，具有典型性、转折性。
（一）参加常科考试
第一关：发解试——开封府试
准备与入京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初，苏轼父子三人到雅州，拜访州守雷简夫，雷盛称苏洵有王佐才，并写了三封推荐信，分别是益州知州张方平、朝廷文坛领袖欧阳修、重臣韩琦。
不久离家赶考，先到成都，拜见张方平，张方平“待以国士”，并向欧阳修推荐，“作书办装，使人送京师”。
约在闰三月，从成都出发北上，从陕西进入河南，五六月间到达京师。苏洵上书欧阳修，并上有关文章。修大称赏，向朝廷推荐。很快引起反响，“声名一日大振”。
考试与发榜
七月十三日，朝廷以范师道、王畴、胡俛、韩彦、王瓘、宋敏求等考试开封府举人。秋，约在八月，苏轼应开封府解试。榜出，苏轼第二名。当时考试的两篇“论”还保存到今天，即《文集》卷二《儒者可与守成论》、《物不可以苟安论》。
第二关：省试（尚书省礼部举行）
准备
嘉祐二年（1057）正月六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另有一重要人物是点检试卷官梅尧臣。
他们6人锁院50天，在一起经常唱和。后编成《礼部唱和诗集》三卷（欧阳修有序）
这次唱和具有独特性。欧阳修《归田录》卷二详记此事，在最后写道：“前此为南省试官者，多窘束条制，不少放怀。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隶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形于讽刺，更相酬酢，往往烘堂绝倒，自谓一时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叶梦得《石林诗话》：“至和、嘉祐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读或不能成句。欧阳文忠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时范景仁、王禹玉、梅公仪等同事，而梅圣俞为参详官。未引试前，唱酬诗极多，文忠‘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最为警策。圣俞有‘万蚁战时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亦为诸公所称。及放榜，平时有声如刘辉辈，皆不预选，士论颇汹汹。未几，诗传，遂哄哄然，以为主司耽于唱酬，不暇详考校，且以言‘五星’自比，而待我曹为‘蚕’‘蚁’，因造为丑语。自是礼闱不复敢作诗，终元丰末几三十年。元祐初虽稍稍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
考试
在二月。按规矩，“试诗、赋、论一首，策五道” 。苏轼的诗是《丰年有高廪》（题目出自《诗经·大雅·丰年》），赋不见，论就是《刑赏忠厚之至论》，策五道俱存，见《文集》卷七。
其中当时最看重的是论策（苏轼后来在哲宗时期曾《拟进士对御试试策》：国家最初重诗赋，“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苏轼就以《刑赏忠厚之至论》打动了考官，在当时引起巨大震动。
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
论曰：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故其吁俞之声，欢休惨戚，见于虞、夏、商、周之书。成、康既没，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犹命其臣吕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忧而不伤，威而不怒，慈爱而能断，恻然有哀怜无辜之心，故孔子犹有取焉。
《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呜呼，尽之矣。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诗》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乱，岂有异术哉？时其喜怒，而无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义，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因其褒贬之义以制赏罚，亦忠厚之至也。谨论。
苏轼此论中尧和皋陶那段三杀三宥的故事，当时看卷子的人都不知道出处，连欧阳修也不知道。此事坊间说法较多，苏轼的回答也有几个版本：
一是“想当然”、“何须出处”。
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
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
二是不直接回答，但暗示自己是想当然。
南宋杨万里《诚斋诗话》：“欧阳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阳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曰：‘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曰：‘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见何经，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杨万里研究后指出：苏轼所写并不完全是杜撰，也是化用经典，他说：“《礼记》云：‘狱成，有司吿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王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王谓王王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于尧。”
发榜与复试
参加这次省试的举人共有6500人，录取373人，史称当时“合格奏名进士李寔以下三百七十三人”，苏轼是第二名。
苏轼参加完省试后，又参加了复试，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春秋》对义共有十篇，至今仍存，载《文集》卷六，即《三传义》十篇。
第三关：殿试（廷试、御试）
同年三月初五日，内出《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题。苏轼的诗、赋已佚，唯论保存至今，见《文集》卷二。
发榜
三月十一日发榜，状元是福建的章衡，苏轼第六名，苏辙第十五名。共录取388名进士。
参加“琼林苑宴”
科举四宴：由于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分设文武两科，故四宴中鹿鸣宴、琼林宴为文科宴，鹰扬宴、会武宴为武科宴。
“琼林宴”是为殿试后新科进士举行的宴会。宋太祖规定，在殿试后由皇帝宣布登科进士的名次，并赐宴庆贺。由于赐宴都是在著名的琼林苑举行，“琼林苑”是设在宋京汴京(今开封)城西的皇家花园。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 以后不在琼林苑，改称“闻喜宴”。元、明、清三代，又称“恩荣宴”。虽名称不同，其仪式内容大致不变，一般仍称“琼林宴”。
御赐琼林宴恭和诗
文天祥
奉诏新弹入仕冠，重来轩陛望天颜。
云呈五色符旗盖，露立千官杂佩环。
燕席巧临牛女节，鸾章光映壁奎间。
献诗陈雅愚臣事，况见赓歌气象还。
感谢主考官
苏轼所写的感谢信包括：《谢欧阳内翰书》、《谢梅龙图（挚）书》、《谢范舍人（镇）书》，《谢王内翰（珪）启》、《谢韩舍人（绛）启》、《谢秋赋试官启》，《上韩太尉（琦）书》、《上梅直讲（尧臣）书》。
《谢欧阳内翰书》：
轼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逺；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
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与众君子之议论，故恬然不以动其心。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谢恩于门下。闻之古人，士无贤愚，惟其所遇，盖乐毅去燕，不复一战，而范蠡去越，亦终不能有所为。轼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夫岂惟轼之幸，亦执事将有取一二焉。不宣。
《谢范舍人（镇）书》：
轼闻之古人，民无常性，虽土地风气之所禀，而其好恶则存乎其上之人。文章之风，惟汉为盛，而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峩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声与邹鲁比。然而二子者，不闻其能有所荐达，岂其身之富贵，而遂忘其徒耶？尝闻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伤不暇，故数十年间，学校衰息，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涂。其后执事与诸公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于是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刘，又以远过。
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它，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则其它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于天下，固无所私爱，而于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与之喜乐，岂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执事与梅公之于蜀人，其始风动诱掖，使闻先王之道，其终度量裁置，使观天子之光，与相如、王褒又甚远矣。轼也在十三人之中，谨因阍吏进拜于庭，以谢万一，又以贺执事之乡人得者之多也。
主考官们也非常高兴
欧阳修特别突出：“某启。承惠答苏轼书，甚佳，今却纳上。农具诗不曾见，恐是忘却，将来今再令去取。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罚金未下，何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频见过，某居常在家，吾徒为天下所慕，如轼所言是也。奈何动辄逾月不相见。轼所言乐，乃某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九《与梅圣俞（嘉祐二年）》）
考试风波：
这次考试对当时流行的“太学体”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打击，去取非常严格，引起了一批考生的不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载：
嘉祐二年春正月癸未，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先是，进士益相习于奇僻，钩章棘句，寖失浑淳。修深疾之，遂痛加裁抑，仍严禁挟书者。及试榜出，时所推誉皆不在选。嚣薄之士候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文体自是亦少变。
这种文体上的变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刘晖（辉）文风的改变。
沈括《梦溪笔谈》卷九载：
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
后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廷，公曰：“除恶务力，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穆也。是时试《尧舜性仁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辉，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为“积”近于“学”，改为“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
这次考试的殿试没有黜落。为什么呢？
一说是发生了士人张元殿试不第而投奔西夏的事件。
南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旧制，殿试皆有黜落，临时取旨，或三人取一，或二人取一，或三人取二，故有累经省试取中，屡摈弃于殿试者。故张元以积忿降元昊，大为中国之患，朝廷始囚其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黜落。嘉祐二年三月辛巳，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迄今不改。是一叛逆之贼子，为天下后世士子无穷之利也。”
张元（源）出奔西夏的时间，约在仁宗康定元年（1040）初。
二说是出现了嘉祐二年落第士人群辱欧阳修的事件。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5嘉祐二年三月：“丁亥，赐进士建安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是岁进士与殿试者始皆不落。己丑，赐诸科三百八十九人及第，又赐特奏名进士诸科二百十四人同出身，及补诸州长史文学。”（原注：李复圭《记闻》云：是春，以进士群辱欧阳修之故，殿试并赐及第，不落一人。当考。）
三说是皇帝对贫不能归的“远方寒士”的一种恩典。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二：“本朝祖宗以来，进士过省赴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殿试下，贫不能归，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闻之恻然。自此殿试不黜落，虽杂犯亦收之末名，为定制，可以谓之仁矣。”
清朝王士祯《居易录》卷八转录并发挥说：“宋初，进士过省殿试，尚有被黜者，远方寒士或至赴河而死，仁宗闻之恻然。自是殿试不黜落，虽杂犯亦收之末名。明制洎本朝皆遵之，仁宗之泽及万世矣。”
（二）参加制科考试
苏轼中举后还没有来得及授官，就在5月份得到母亲程氏已在4月8日去世的消息，父子三人于是匆匆回家。三年守丧期满后，于嘉祐四年（1059）十月初离开家乡，返回朝廷。这次走水路，花了四个月时间。次年即嘉祐五年（1060）二月十五日回到京师，不久得受河南府福昌县主簿，但是没有赴任。
八月左右，时任礼部侍郎的欧阳修举荐苏轼应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即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要应此科，并不容易。
《避暑录话》卷下：“故事，制科必先用从官二人，举上其所为文五十篇，考于学士院，中选而后召试，得召者不过三之一。”
朝臣杨畋就以苏轼的50篇文章奏上，其中论25篇，时务策25篇。其中的时务策展示了苏轼系统的变革现实的思想，可谓改革总纲。
朝廷很快就通过了，许应制科，苏轼很高兴，上书宰相富弼、参知政事曾公亮和翰林学士吴奎等人。
嘉祐六年（1061）八月十七日，朝廷命翰林学士吴奎、龙图阁直学士杨畋、权御史中臣王畴、知制诰王安石就秘阁考试制科，奎等奏上苏轼等人的论各六首，合格。
苏轼的这六篇论见《文集》卷二，分别是：《王者不治夷狄论》、《刘恺丁鸿孰贤论》、《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形势不如德论》、《礼以养人为本论》、《既醉备五福论》。
关于是科，有些故事流传：
一是吓跑了很多应试者。“东坡云：顷同黄门公初赴制举之召，到都下，是时同召试者甚多。一日，相国韩公（琦）与客言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竟去者，十盖八九矣。”
二是推迟考试日期。“东坡云：国朝试科目，昔在八月中旬。顷与黄门公既将试，黄门公忽疾卧病中，自料不能及矣。相国韩魏公知之，辄奏上曰：‘今岁召制科，诸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上许之。黄门病中，魏公数使人问安否。既闻全安，方引试，凡比常例展二十日。自后试科目并在九月，盖始于此。比者相国吕微仲语及科目何故延及秋末之说，东坡为吕相国言之。相国曰：‘韩忠献其贤如此，深可慕尔。’”
三是授官问题。“东坡云：顷试制举，中程后，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诰。相国韩公曰：‘苏轼之才，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之，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词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知制诰既未可，且与修起居注，可乎？’魏公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且于馆阁中择近上贴职与之，他日擢用，亦未为晩。’乃授直史馆。欧阳文忠时为参政，虑执政官中有不憙魏公者，喋于东坡，坡曰：‘公所以于某之意，乃古之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欤！’”（以上三则故事均出自李廌的《师友谈记》）
八月二十五日，宋仁宗御崇政殿，试苏轼等。考官为胡宿、沈遘、范镇、司马光、蔡襄。所答《策问》至今仍存，见《文集》卷九《御试制科策一道》。
苏轼顺利通过了制科考试，入三等。这是当时最好的成绩。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选者亦皆第四等，独吴正肃公（育）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佑中，苏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为考官胡武平所驳，欲黜落，复降为第四等。设科以来，止吴正肃与子瞻入第三等而已。故子瞻谢启云：‘误占久虚之等。’”
苏轼中举后，一是上《谢制科启》，凡二首，分别上给吴奎等人和胡宿等人。
二是有首诗描写他得到的金银珠宝之多，即《诗集》卷五十《赠写御容妙善师》：“忆昔射策干先皇，珠帘翠幄分两厢。紫衣中使下传诏，跪捧再拜闻天香。仰观眩晃目生晕，但见晓色开扶桑。迎阳晚出步就坐，绛纱玉斧光照廊。野人不识日月角，髣髴尚记重瞳光。……”
有一故事明显是假的。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
苏轼中举后，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正式开始了他不平凡的官宦生涯。这一年苏轼26岁。
二、苏轼与王安石变法
这个问题主要关涉三人：苏轼（1036—1101）、王安石（1021—1086）、司马光（1020—1086）。
苏、王关系一直不好。苏轼弟弟苏辙在具有盖棺论定的《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公（苏轼）与介甫（王安石）议论素异。”
苏、马关系一直不差。苏轼自称“与温（司马光）相知至深，始终无间”（《与杨元素书》）。司马光死后，苏轼既做《行状》，又做《碑铭》，足见关系非同一般。
苏轼与王安石变法要分成多方面来看：
第一：苏轼和王安石都是主张变革的；
第二，苏轼与王安石在变革的理论上有多方面不同；
第三，王安石展开变法后，苏轼基本上是全盘给予批评和否定，完全是不合作的态度；
第四，苏轼被贬到地方后，对新法的实施情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就他而言，是有保留地执行。
第五，在变法的后期被诬陷，著名的“乌台诗案”发生，苏轼遭遇牢狱之灾，被流放时期，曾与王有过金陵一会，论及新法。
第六，宋神宗死后，反变法派得势，苏轼回到朝廷，面对司马光的全盘否定，据理力争，尤其是免役法，争之尤力。
（一 ）苏、王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是相同的，都主张变革
在王安石厉行变法之前，“诸贤皆有变革意”（朱熹语），苏轼也不例外。
王安石于嘉祐三年（1058年）奏上万言书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系统的变法主张。
嘉祐五年到六年（1060—1061年），苏轼为参加朝廷的直言极谏科考试，也进献了25篇《进策》、25篇《论》，提出了系统的变革主张。
苏洵《审敌》：“天下之势，骎骎乎将入于深渊。”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也说：“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苏轼也说：“国家无大兵革几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盗贼、人民流离之祸，而咨嗟怨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之忧，而休养生息，常若不足于用；非有权臣专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亲；非有四夷交侵，边鄙不宁之灾，而中国皇皇常有外忧。”（《东坡全集》卷46《策略一》）
苏轼在《思治论》（在凤翔为官时的1063年作）：提出“今世有三患”，一是无财，二是无兵，三是无吏，对应的措施就是丰财、强兵、择吏。
苏轼主张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他说：“方今之势，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卷8《策略一》）
“居今之势，而欲纳天下于至治，非大有所矫拂于世俗，不可以有成也。”（卷8《策略三》）
25篇《进策》
三大部分：《策略》5篇、《策别》17篇、《策断》3篇。
《策略》5篇是总论，总体分析当时形势的危急及其原因。
《策别》17篇是具体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改革措施。
《策断》3篇是为抗击辽朝和西夏而提出的战略策略。
《策别》分四大块：“一曰课百官，二曰安万民，三曰厚货财，四曰训兵旅。”
课百官者六篇：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专任使，无责难，无沮善。
安万民者六篇：敦教化，劝亲睦，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去奸民。
厚货财者二篇：省费用，定军制。
训兵旅者三篇：蓄材用，练军实，倡勇敢。
（二）苏、王在变法理论上的不同
第一，王相对来说要激进些，苏则反对下猛药，主张渐变。
王安石很强势，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主张以“征诛”为变法开路，他说：“古之人欲有所为，未尝不先之以征诛，而后得其意”，“先王欲立法度，以变衰坏之俗而成人之才，虽有征诛之难，犹忍而为之，以为不若是，不可以有为也”。可见是主张下猛药的。
苏轼不同，他在《礼以养人为本论》中认为法是次要的，平常的“礼”才是根本，但人们往往本末倒置，不喜欢“和平简易”，反而喜欢“悍药毒石”。他后来在《养生》一文中，以自然界“寒暑之变”为例，说明微变是自然的，骤变是可怕的。苏轼主张“见之明而策之熟”，“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慎重行事，而不是莽撞突来。
第二，在变革什么的问题上，两人有更大的分歧。
王认为当时形势危急的原因是“患在不知法度”，“方今之法度，多不合先王之政”，出路就在于“变更天下之弊法”（《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苏轼则不以为然，他说：“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后者才是主要的，“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策略三》）后来他还在《贺韩丞相再入启》中说：“任法而不任人，则责轻而忧浅，庸人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则责重而忧深，贤者之所乐。”在《礼以养人为本论》中也说“法者，末也”、“礼者，本也”。
第三，在理财问题上，苏轼主张节约（与司马光一致），王安石主张开源。
苏轼在《策别厚货财》中提出“省费用”和“定军制”两种方案，都是从节约的角度出发的。他说人君“广取以给用，不如节用以廉取之为易也”，批评那种“广求利之门”的做法。至于军制方面，他认为“费莫大于养兵，养兵之费，莫大于征行”。
在《御试制科策一道》再次批评了那种“广求利之门”的做法，认为“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要求减省：“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
（三）苏轼在朝廷反对变法的情况
王安石得到宋神宗信任的过程。1067年正月宋英宗死，19岁的神宗继位。闰三月，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九月命为翰林学士，调回开封。1068年（熙宁元年）四月，王安石越次入对，第一次与宋神宗对面交谈。交谈后奏进《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批评得很厉害，贯穿其中的一个批评性意见，就是当时无处不在的因循、疲塌、苟且度日的委靡气息，只是“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否则早就出问题了 ，因此鼓励神宗“大有为”。神宗一遍又一遍地读了这札子，赞叹不已，急欲得到具体的“施设之方”，但王安石觉得当下最重要的不是这些方子，而是要“讲学”：
“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施设之方不言而自谕。”因此并没有详细地陈述“施设之方”。
到了第二年即1069年春，王又一次向神宗长论天下大事，神宗提出“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要重用王安石，表现出很急切的变法愿望，王则认为当时苟且的形势还不适宜变法，提出：“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但在神宗的一再追问下，王安石只得提出“变风俗，立法度”的建议，得到神宗采纳。二月，王安石被提升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掀起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活动。
王安石首先建立了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权力在户部、度支、盐铁三司之上，接着相继推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税等新法。
1069年2月，苏轼守父丧完后回到京城，差判官告院。在王安石准备变科举、兴学校，神宗有些疑问时，征求苏轼意见，苏轼上《议学校贡举状》，表示反对，并在神宗面前不客气地批评神宗“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神宗当即表示：“卿三言，朕当熟思之。”
1070年年底和次年，苏轼先后奏上《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对王安石的变法作了全面批评。此外，苏轼还利用进士考试的机会反对王安石，他看到王安石鼓励神宗独断、专任，就在《国学秋试策问》中故意问道：
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勤，然而或勤以治，亦或以乱，文王之日昃、汉宣之厉精、始皇之程书、隋文之传餐，其为勤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能断，然而或断以兴，亦或以衰，晋武之平吴、宪宗之征蔡、苻坚之南伐、宋文之北侵，其为断一也；昔之为人君者，患不信其臣，然而或信以安，亦或以危，秦穆之于孟明、汉昭之于霍光、燕哙之于子之、徳宗之于卢杞，其为信一也。
暗指王安石要神宗独断、专任，未必能取得成功。后又写《拟进士对御试策》，批评新政。
注意：苏轼在变法之前曾主张变革者要专断。在《思治论》中称赞商鞅敢于“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而且还特别说“天下之士，不可以力胜，力不可胜，则莫若从众。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而从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从众也”。又要求变革之人“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作为皇帝也要这样坚决果断，他在《策别课百官二》中也说：“所贵乎人君者，予夺自我，而不牵于众人之论也。”
第一，反对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一机构。
当时五位执政大臣，有“生（王安石）、老（曾公亮）、病（富弼）、死（唐介）、苦（赵抃）”之说。只有王朝气勃勃，其它都反对变法，没有办法，在1069年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陈升之主领其事，吕惠卿、苏辙被任命为其中的检详文字，参与草拟新法。4月，又派人到各地察看农田水利，了解赋税利弊。
苏轼在观察一段时间后，反对这样做，在《拟进士对御试策》中指责神宗：“今陛下使两府大臣侵三司财利之权，常平使者乱职司守令之治。刑狱旧法，不以付有司而取决于执政之意；边鄙大虑，不以责帅臣而听计于小吏之口；百官可谓失其职矣。……万事可谓失其序矣。然此犹其小者，其大者则中书失其政也。宰相之职，古者所以论道经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条例司文书而已……臣愿陛下首还中书之政，则百官之职、万事之序以次而得矣。”
第二，反对变科举、兴学校。
历代选拔官吏主要是荐举和考试两法，苏轼认为都有弊，赞成制科“兼用考试察举之法”。宋代进士科考诗赋论策，诗赋主要是以声病对偶定优劣，而明经科完全考死记硬背。1069年王安石主张废除诗赋、明经考试，主张以经义、论策取士。
苏轼反对，认为根本问题不在于改革考试制度，而在于朝廷用人是否得当，他说：“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第三，其他新法也多反对。
苏轼在《再上皇帝书》中说：“陛下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政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苖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
注意：苏轼并不全部否定新法，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臣非敢历诋新政，苟无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刚之必断。”
（四）苏轼在地方对待新法的态度
苏轼在朝廷反对新法，受到变法派排挤。御史知杂事谢景温甚至诬奏说他在父亲去世扶丧回四川时，曾在船上贩运私盐（王安石也支持此说），并追捕当时船工进行拷问。当然没有得到“罪证”，不过苏轼决定回避，通判杭州（1071年）去了。
苏轼在地方对新法的态度，总的来说是抵触的，有诗为证：“功利争先变法初，典型独守老成余”（《次韵子由送蒋夔赴代州学官》）坚持自己的一套政治主张。他还说自己“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堪劾相寻，日俟汰遣耳”（《答晁美叔》）。
具体说来，一是硬顶，如他认为有害无利的新法，即手实法；二是“因法以便民”，按自己的办法执行，如免役法。
手实法是为免役法服务的，规定老百姓自报财产，以定户等，“均出役钱”；为防止有人少报，又奖赏告其不实的人；还规定不按时施行的，以违制论。苏轼认为此法奖励告密，过去治理天下的人，厌恶告密的人败坏社会风气；现在却悬赏奖励告密。加之手实法不是朝廷制定的，而是司农寺制定的，故苏轼拒绝执行。
不用手实法来推行免役法，用什么办法呢？苏轼主张用“五等古法”来定役钱。一二三等是大户，多出役钱；四五等户又各分为上中下三等，五等下户最穷，“不当出分文”，其它的四五等户也较贫困，“须令出钱至少”。免役法还规定额外征收二分利息，叫宽剩钱。苏轼主张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就像唐朝的长征卒，“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他在密州实行的结果，“民甚便之”。
三是“托事以讽”。讽刺盐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的都有，有的是从总体上讽刺新法扰民，如《和述古冬日牡丹》：“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苏轼后来在御史狱中承认，这里的“化工”是指当时的执政大臣，“闲花”喻指老百姓。意思是执政者争新斗巧，花样翻新，新法多如牛毛，令老百姓无所适从。
知密州时写《寄刘孝叔》
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
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
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
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质斧。
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
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
诏书恻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
平生学问止流俗，众里笙竽谁比数。
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
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
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
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甒。
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帬踏筵舞。
故人屡寄山中信，只有当归无别语。
……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苏轼到了湖州，上《湖州谢上表》：说神宗“知其（苏轼）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激怒朝臣，群起攻之。御史中臣李定说4条“可废之罪”。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攻击苏轼包藏祸心，怨望皇上，讪谤谩骂，无人臣之节。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要求对苏轼“大明诛赏，以示天下”。
最初神宗不愿追究，但在御史众口一词的围攻之下，神宗只好同意派人抓捕苏轼到京城来审问。可笑的是，当时愿意执行此任务的几乎没有，最后，一个叫皇甫遵的太常博士（掌礼仪祭祀的官员）自告奋勇，与儿子一起去逮捕苏轼。形成有名的乌台诗案。
这是有名的文字狱，被认为攻击新法的诗文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确实是讥刺新法的，二是讥刺时政，而非新法；三是描写反映水旱之灾、民间疾苦的诗篇也被指控为攻击新法；第四，有的纯粹是捕风捉影，深文周纳。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把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竒。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这一事件出现几个人：一是章惇，二是副相王珪，三是舒亶。如何救苏轼？
营救苏轼、反对杀苏轼的人大有人在，吴充、章惇、王安石、王安礼、曹太后，各方面的人都有。
最后在同年12月29日结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为元丰二年（1079）底。
在黄州时期，神宗多次准备起用苏轼，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至重，可命苏轼成之。”（《宋史》卷338《苏轼传》）但王珪面有难色，神宗只好叫曾巩修国史。元丰七年（1084），神宗下诏说：“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南宋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20），命移距京城较近的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
苏、王金陵之会
元丰七年（1084）七月到达金陵（今江苏南京）。王安石自熙宁九年（1076）罢相后一直闲居于此，到这时已整整8年。
两人时常见面，“诵诗说佛”。苏轼《与滕达道书》：“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
王安石欣赏苏轼的诗才。苏轼有《同王胜之游蒋山》诗，其中 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句，王安石特别喜欢，并有《和子瞻同王胜之游蒋山》诗，末句即是“墨客真能赋，留诗野竹娟”，很是称赞！
苏轼对王安石的诗才也是佩服的。“苏子瞻作翰林日，因休沐邀门下士西至太乙宫，见王荆公旧题六言云云。子瞻讽咏再三，谓鲁直曰：‘座间惟鲁直笔力可及此尔。’对曰：‘庭坚极力为之，或可追及，但无荆公之自在耳。’”（《竹庄诗话》卷九《诗事》）
苏轼有《次荆公韵四绝》，第三绝是：“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书信：《与王荆公》
某顿首再拜特进大观文相公执事。某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敎诲，恩意甚厚，别来切计台候万福。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来仪真（扬州）又二十余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也。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已无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其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集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一一数也。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它无所望也。秋气日佳，微恙颇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二人相见的一些故事
1、二人人穿着“野服”见面。朱弁《曲洧旧闻》卷五：“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为我辈设哉！’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斵（zhuo）山骨。’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画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往往多辞以不能，不料坡不可以此慑伏也。’”
2、相互称赏对方。《西清诗话》记：“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说。公叹息谓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渡江至仪真，《和游蒋山诗》寄金陵守王胜之益柔，公亟取读之，至‘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乃抚几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又在蒋山时，以近制示东坡，东坡云：‘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自屈宋没世，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荆公曰：‘非子瞻见谀，自负亦如此，然未尝为俗子道也。’”（宋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引）
宋吴垧《五总志》：“王介甫一夕以动静二字问诸门生，诸生作答皆数百言，公不然之。时东坡维舟秦淮，公曰：俟苏轼眀日来问之。既至，果诘前语，东坡应声曰：‘精出于动，神守为静。动静即精神也。’公击节称叹。”
宋赵德麟《侯鲭录》卷一：“东坡在黄州日，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揺银海眩生花。’人不知其使事也。后移汝海，过金陵，见王荆公论诗及此，云：‘道家以两肩为玉楼，以目为银海，是使此事否？’坡笑之，退谓叶致远曰：‘学荆公者，岂有此博学哉？’”
3、共论扬雄。“荆公论扬子云投阁事，此史臣之妄耳，岂有扬子云而投阁者；又《剧秦美新》亦后人诬子云耳，子云岂肯作此文。他日见东坡，遂论及此。东坡云：‘某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东坡曰：‘西汉果有扬子云否？’闻者皆大笑。”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二）
4、关于朝廷变法事。“移汝州，过金陵，见介甫甚欢。子瞻曰：‘某欲有言于公。’介甫色动，意子瞻辨前日事也。子瞻曰：‘某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子瞻曰：‘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介甫举手两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启之。某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事君之常礼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礼，公所以事上者，岂可以常礼乎？’介甫厉声曰：‘某须说。’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盖介甫尝为惠卿发其‘无使上知’私书，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语子瞻曰：‘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子瞻戏曰：‘今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介甫笑而不言。”（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二）
（五）苏轼与司马光 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此时苏轼住在常州。五月，被起用知登州。在登州只5天，就被召回朝任礼部郎中，半月后，又升为起居舍人（掌记言的官，为皇帝近臣）。三个月后，又升为中书舍人（掌起草诏令，参与国家机密），不久升任翰林学士（专掌制诰即皇帝诏令，有“内相”之称，往往是“将相之储” ）。
1、认为变法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苏轼说：自“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敝，民日益贫，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 。（《乞不给青苗钱斛状》）
“方今天下多事，饥馑、盗贼、四夷之变，民劳官冗，将骄卒惰，财用匮乏之弊，不可胜数。”（《转对条上三事状》）。
2、支持废新法，但又反对全盘否定。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一上台，就尽废新法，要一切“皆如旧制”。不过苏轼却没有完全跟随司马光。苏轼斥责以司马光为首的一批人“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 。（《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
3、苏轼与司马光的主要分歧表现在役法问题。
苏轼说：“公（司马光）所欲行者诸事，皆上合天心，下合人望，无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轻议。” 这句话提醒我们不要过分夸大苏轼和司马光的分歧。
苏轼认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法之害在于聚敛民财，弄得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法在于老百姓要经常为官府服劳役，不能专力于农。两相比较，免役法要好些，现在关键不是废除免役法，而是改变免役法的两个弊端，一是征收宽剩钱过多，二是移作他用，而不是用来雇役，现在“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事以成”（《长编》卷394）。
苏轼与司马光争论役法之事，苏辙所写墓志铭有简单交代：
“时君实方议改免役为差役。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为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若量出为入，毋多取于民，则足矣。君实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与其选，独以实告，而君实始不悦矣。尝见之政事堂，条陈不可，君实忿然。公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君实笑而止。”（《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苏、马争役法的两个故事：
1、“东坡公元祐时既登禁林，以高才狎（xia）侮诸公卿，率有标目，殆遍也，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重轻，一日相与共论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同，及归舍，方卸巾弛带，乃连呼曰：司马牛！司马牛！”（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四）
2、“温公大更法令，钦之（傅尧俞）、子瞻密言：宜虑后患。温公起立，拱手厉声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二人语塞而去。方其病也，犹肩舆见吕申公议改都省，临终，床箦萧然，惟枕间有役书一卷，故公为挽词云：‘漏残余一榻，曾不为黄金。’”（宋刘延世编《孙公谈圃》卷上）
（六）王安石逝世与苏轼的态度
1、司马光定调：王安石在元祐元年（1086）四月六日去世，“司马光手书与吕公著曰：‘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谗佞辐辏，败坏百度，以至于此。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苟有所得，转以上闻，不识晦叔以为如何？更不烦答以笔札，扆（yi）前力主张，则全仗晦叔也。’诏再辍视朝，赠太傅，推遗表恩七人，命所在应副葬事。”（《长编》卷374）
2、苏轼草制。即《王安石赠太傅制》，对王的道德文章称颂备至，而对王的变法事业仅寥寥数语。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故观文殿大学士、守司空集禧观使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耼，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际，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闇（an）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wuhu）！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是用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赠守太傅。
3、反对配享，直斥其奸。元祐三年十二月，时为翰林学士的苏轼反对王安石配享神宗，主张用富弼，而且直斥其奸：“昔王安石在仁宗、英宗朝，矫诈百端，妄窃大名，或以为可用，惟韩琦独识其奸，终不肯进，使琦不去位，安石何由得志？”（《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二。参见《长编》卷418）周穜为州学教授，本为苏轼所举。
4、反对公开的、过分的贬斥王安石。
元佑元年十二月，范镇作《司马光墓志铭》，铭词直斥王安石，苏轼以为“非《春秋》微婉之义” ，范镇遂令苏轼易词，苏轼作词并书。
此事朱熹也认为苏轼做得周到：“范蜀公作温公墓志，乃是全用东坡行状，而后面所作铭，多记当时奸党事。东坡令改之，蜀公因令东坡自作，因皆出蜀公名，其后却无事，若依范所作，恐不免被小人掘了。”（《朱子语类》卷130）
范镇初作铭词：
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独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有倾，天意若曰，待时而生，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卜年万亿，海内一统。而熙宁初，奸小淫纵，以朋以比，以闭以壅，乃于黎民，诞为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讻讻，险诐憸猾，唱和雷同。谓天不足畏，谓众不足从，谓祖宗不足法，而敢为诞谩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窜乃斥，远佞投凶。诛锄蠧毒，方复任公。奄弃万国，未克厥终。二圣继承，谟谟辅佐。乃曰斯时，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虚心至诚。公至京师，朝访夕谘。公既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可观。日亲万机，勤劳百为。尽瘁忧国，梦寐以之。曾未几月，援溺振渴。事无巨细，悉究本末。利兴害除，赏信罚必。曰贤不肖，若别黒白。耆哲俊乂，野迄无遗。元恶大憝，去之不疑。无有远近，风从响应。载考载稽，名实相称。天胡不仁，丧吾良臣。天实不恕，丧吾良辅。呜呼公乎，而不留乎。山岳可拔也，公之意气坚不可夺也。江海可竭也，公之正论浚不可遏也。呜呼公兮，时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寿止于斯，哀哉！哀哉！
苏轼改作：
于穆安平，有魏忠臣。更六百年，有其元孙。元孙温公，前人是似。率其诚心，以佐天子。天子圣明，四世一心。有从有违，咸卒用公。公之显庸，自我神考，命于西枢，曰予耆老。公言如经，其或不然。帝独贤公，欲使并存。公退如避，归居洛师。帝徐思之，既克知之，知而不以，以遗圣子。惟我圣子，协德神母，人事尽矣，天命顺矣，如川之回，如冰之开，或蹈其机，岂人也哉。公亦不知，曰是惟天，二圣临我，如山如渊，公惟相之，亦何所为，惟天是因，惟民是师，事既粗定，公亦不留。龙衮蝉冠，归于其丘。公之在朝，布衣脱粟。惟其为善，惟日不足。生既不有，死亦何失。四方颂之，岂惟兹石。
——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中》卷十八
结 语
苏轼：“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与滕达道书》，黄州时写） 但总的反对新法的态度未变。
苏轼：“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与杨元素书》）可贵的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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