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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这是一个关于屈原的课件，屈原在楚文化走向衰亡的历史语境下,执著维护天真烂漫的楚文化母体,形成了悲剧人格。这种悲剧人格不仅是道德悲剧,而且是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悲剧。欢迎点击关于屈原的课件下载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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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中的屈原悲剧人格
前言
摘 要:屈原在楚文化走向衰亡的历史语境下，执著维护天真烂漫的楚文化母体，形成了悲剧人格。这种悲剧人格不仅是道德悲剧，而且是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悲剧。产生这种悲剧的人格魅力集中表现为一种贵族精神，即超越现实功利，超越群体，超越历史和超越社会羁绊，袒露出生命的自然之本。在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屈原背负着文化重任踽踽独行，以个人意志反抗群体意志和历史潮流，执守自己的理想人格。他以自由之躯的殒灭上演了一出轰轰烈烈的历史悲剧。王国维对此曾有过侧面论述， 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辨，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循世无闷， 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若北方之人，则往往以坚忍之志，强毅之气，持改作之理想，以与当日争。”[1 ] (220 页)
一： 屈原在文化冲突中的选择与走向首先体现为一个道德悲剧
“历史本来就是在这种文明与道德、进步与剥削、物质与精神、欢乐与苦难的二律背反和
严重冲突中前进。”[2] (185 页) 就强秦入侵楚国而言， 它一方面是社会的进步，因为它打破了氏族、地域的局限与束缚，为统一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是精神的退步，因为入侵战争必然带来生灵的涂炭，纯朴民风化为乌有，自然状态不复存在。在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中，当一种美好的道德形态在历史强权面前节节溃败，并以道德高尚者的牺牲来进入下一轮的循环时，悲剧就诞生了。
屈原身上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悲剧性，在楚文化摇摇欲坠时，他没有退却、放弃，而是固守自己的文化信仰，他对楚地牧歌式生活热情歌颂的同时，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对中原文化的理性异化提出了严正的抗议。屈原身上蕴藏的道德力量中有合乎人性的普遍永恒的东西，譬如对国家人民的忠诚，对邪恶势力的反抗，对高尚人格的执著追求等，这使得他能超越时空的局限，一直活在后人心中。然而，屈原的行为又是违背历史意志的，因为他维护落后的氏族血缘关系、宗族制度以及原始的文化形态，在与历史潮流的对抗之中，他必然
以失败而告终。
二： 屈原的悲剧不仅是道德意义上，而且是生命存在意义上的
在生与死的问题的思考上，屈原与哈姆雷特可谓中西双璧。生与死是人生的两极指向，选择生还是选择死，这是一个生存困惑。死包含着绝望与希望， 它是最剧烈而又最软弱的反抗，生融入了屈辱与追求，它是最苟且而又最勇敢的存在方式。屈原的死富有两重含义:其一是对理性异化的抗议，因为在这冷酷的世界里，他无法以一己之力扭转乾坤，只能以死相抵，维护生命的尊严;其二是彻底的绝望，屈原
一生中三致其志，不断追寻正义与真理，可人生之路越走越崎岖，眼见楚文化大厦将倾却无能为力，他最终勇敢地选择了死亡，最强烈的反抗却意味着不再反抗，这便是一个自省者的生命悲剧。
三： 11 超越物质、现实的功利层面，进入精神、理想的自由世界
周作人曾说:“平民的精神可以说是叔本华所说的求生意志，贵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
意志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后者是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前者完全是入世的，而后者却几乎有点出世了。”[3 ] (271 页) 应该说，贵族精神趋向超越性，而平民精神趋向现实性。屈原精神的超功利性集中体现在他的自杀行为中。他的自杀是为了获得一种终极归属感，即对楚文化的回归，他这种超功利性的死亡观在中国是特立独行的。
四：31 超越历史，执守善的意志
屈原在主观意志上代表理想的善，终其一生，从无改悔。在人生得意时，他追求美政理想，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爱民如子，遵循“善的意志”胜过遵循“君的意志”。这也正是他“显露君过”、“怨怼不容”的原因所在。在人生失意之时，他心目中“善的意志”依然固若金汤。他不像当时无数的纵横家们那样顺时而动、与世浮沉，也不像道家弟子那样形如槁木、心如死灰，他宁愿以牺牲血肉之躯来显示永存于心的善的意志。屈原这种“善的意志”不同于叔本华、尼采所说的非理性的生命冲动，它是自觉的理性诉求，类似康德所讲的“道德律令”。“善是对道德律令的服从，恶则是有意选择了违反道德律令的行为原则，”[4 ] (322)，康德“道德律令”有三层含义:一是普遍的立法形式;二是必须以人为目的;三是表现为道德自律。这在屈原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屈原的理想追求、现实抗争、生死抉择，不是为了“千秋后代名”，也不是为了任何现世幸福;相反，他正是以人生幸福的牺牲、感性肉体的自戕来脱开一切经验欲望，超越一切思想桎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严格自律，实践心中永恒的“道德律令”。屈原身上“呈现出一个独立于动物性、甚至独立于全部感性世界以外的一种生命来”[5 ] (37 页) 。这种人格光辉足以使他超越一切时空的樊篱，源远流长。
五：超越社会羁绊，勇于袒露生命的真性情
在屈原所处的时代，他已被视为狂狷之士，他不为加官进爵、安生保命而三缄其口或顾左右而言它。屈原基于理想的失落、国势的下降、楚文化的衰落， 勇于书写心中块垒，情感时而喷薄如火，犹如狂风急雨、怒涛恶浪，不可遏止;时而忧伤如歌，以最深情的曲调谱写楚文化的挽歌，直可“感天地、泣鬼神”。屈原的辞作“哀而至伤”、“怨怼不容”，严重违反了儒家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就是在天真浪漫的楚国也是有违方矩的。屈原“感自己之所感，言自己之所言”，或哀伤，或低徊，或悲戚，生命鲜活地呈现在辞作中，至真至诚，不像某些儒学家、道学家， 以理作诗，味同嚼蜡。屈原在楚文化中呈现出的悲剧人格，往上，与“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神话中寄予的远古精神一脉相承;往下，开启了中国贵族的第一页，从“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嵇康，到“一把辛酸泪，满纸荒唐言” 的曹雪芹，源远流长，极大提升了中国文化的品格。
参考文献
[1 ]佛雏. 王国维学术文化随笔[C]1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1
[2 ]李泽厚1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1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 ]周作人文集(卷1) [M]1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4 ]李泽厚1 批判哲学的批判[M]1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
[5 ]康德1 实践理性批判[M]1 韩水法译1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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